雷望红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，她从2017年开始研究县域教育，曾跑到江苏、浙江、湖北、甘肃和广西等地县城做田野调查，关注县乡孩子们的教育现状。
研究的初心或许与自身经历有关。雷望红来自湖北荆州农村，曾是留守儿童，念过村里的小学、乡镇初中和市里的普通高中，但这些学校现在都已被撤并。后来，她以高中文科第一的成绩考入华中科技大学，在这所学校完成了本硕博的学习，毕业后到中南大学任教。她的基础教育经历与县域教育紧密相关。
回过头看，雷望红觉得自己比较幸运，能从乡村走出来。如今，这样的路径似乎很难复制，她想搞清楚：曾经辉煌的县中为何逐渐衰落，为什么县乡的孩子们越来越难走出来，他们的希望和出路在哪里？
大学期间，雷望红加入了华中村治研究团队。过去的五六年里，她和团队成员跑到全国多个省份开展县域教育调研，关注县中衰落、村小撤并、超级中学、校园欺凌、陪读妈妈等热门话题，并撰写多篇调研报告和论文。
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雷望红。受访者供图
近期，雷望红参与合著的《县乡的孩子们》一书出版，这是一本聚焦县乡孩子现状与前景的调研著作。面对县域教育的种种问题，书中提出了县中、乡校、村小的教育发展模式，认为县中仍承载着县乡孩子们的希望和出路，必须要办好。
以下是雷望红的讲述：
“县乡的孩子，似乎越来越难走出来”
那些留在县乡的孩子，读书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？
这是个沉重的话题，也是我们（调研团队）常被问到的问题。在县乡调研时，我们有时会被邀请在班里做个临时讲座，激励一下学生。我常常会说起自己的故事，你看，我也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学生，通过教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
2022年6月，雷望红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黑虎庙小学调研。受访者供图
我出生在湖北荆州的一个农村，是留守儿童，读过村小、乡镇中学，因为没考上县中，去了市里一所普通中学就读。现在，我上过的三所学校都因当地人口太少被撤并了，我变成了一个没有中小学母校的人。
在我读书的时候，县中还是很强的，考上县中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。我记得，邻居家的一个哥哥考上了县中，老师会到他家里放鞭炮，亲自给他戴上大红花。但我成绩不够好，只考上市里的一所普通高中，后来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华中科技大学。
为什么我可以从乡村冲出来？
其实，冲出来的不止我一个，我们村有些80后、90后的学生也考上了不错的大学。
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初期，农村的村庄还比较完整，村民们的价值观也相对一致，高度认同读书的意义和价值。我的家人经常讲一句话，“如果不读书了，就回来放牛、种田。”
那时候，县域教育也很活跃，家校关系和谐，学生面临的诱惑也比现在少，一门心思想把书读好。如果学生犯错了，老师有绝对的权威去教育他们，也可以联合家长一起教育。在那种熟人社会，大家都十分尊重老师，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热情接待。县域教育的老师配置也不错，他们的精神世界比较富足，都比较负责任，也愿意积极投身教育和创新。我的一位小学老师是村里很多人的老师，走到哪里都有人跟他打招呼。他在60岁的时候，还在创新教学模式，让学生们爱上语文。
当然，也有个人努力的因素。2009年，我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。现在回过头看，从乡村到城市，从村小读到博士再到高校任教，我是比较幸运的乡村孩子。
2019年，我开始到中南大学任教，平时我会尽可能地鼓励来自县乡的孩子，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孩子。对于在老家的弟弟妹妹，我也会经常激励他们。但现实有时候会让我伤心，县乡的孩子似乎越来越难考上好的大学，越来越难走出来。
为什么要研究“县域教育”？
县乡的“教育怪象”，是启发我想要研究县域教育的种子。
有一次，我回到湖北老家，邻居妹妹跟我说了很多学校的“怪象”。现在校园欺凌现象很严重，甚至有学生会打老师，被打的老师曾是我的初中老师，她以前很威严，大家都很尊敬她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很震惊，也很伤心。此外，还发现了学生辍学、家长陪读增加、乡村学校升学率降低等问题。
那时，我观察到了县域教育的变化，但没确定具体的研究主题。博士期间做研究，我们有一个研究训练叫做“村治模式训练”，就是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做田野调查，了解村庄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等各个层面。
在做村治模式训练时，我们也会跟村民聊家庭层面的东西，了解家庭劳动力分配等问题。我们意外发现，老百姓在家庭教育上面的投入越来越多，在劳动力上的分配也是如此。以前，可能是爷爷奶奶陪读，现在一些年轻的家长也会回老家陪读。
2017年5月，我开始正式做教育专题的调研，先后去过江苏、浙江、湖北、甘肃和广西等地。有一次，我和两个同学跑到甘肃的一个县城，到当地的县中、乡镇学校和村小调研，我们发现当地的陪读产业很发达，就做了一个小专题调研。在访谈当地两所县中的校长后，我们收获了很多关于县中的思考，慢慢有了关于“县域教育”研究的雏形。
什么是县域教育？“县域”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，包括县城、乡镇和农村等；其次从学校体系来讲，包括高中、初中、小学和幼儿园等。在调研中，我们把县域教育放在了一个更宏大的系统去看待，里面包括了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，还有政府管理等。
2017年前后，乡村教育成为华中村治研究团队的研究主题，如今专门研究县域教育的有二十余人。2021年，研究团队组织了70多人，分赴河南、湖北、湖南三省9县做了为期半个月的专门调研，对县域教育进行了全方位调查，撰写了70余万字的调研报告。
2020年10月，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在进行产教融合专题调研，左一为雷望红。受访者供图
在过去的五六年里，团队也发表了一些调研报告和论文。最后，杨华老师把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随笔集合成书。相比于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，调研随笔以更自由的方式呈现思考，能带来更直接的启发。这也是著作《县乡的孩子们》的雏形。
书中提到，县域教育影响着国民的教育心态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，更现实的意义还在于，它关系到县乡孩子能否得到更公平的成长环境、能否有同等机会和出路。
“县中衰落”
县域教育要给予学生出口，就需要办好县中。
民生性是县域教育最本质的属性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教育需要回应老百姓的需求，这样的教育有两种指向：一个是教育成本不能过高，要让老百姓的孩子上得起学；二是满足家长希望通过教育将孩子培养成人成才的诉求，获得阶层流动的机会。
但实际上，县域教育被太多东西裹挟。例如，很多中西部地区的政府热衷于建设“教育新城”，把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区集中，以此吸引农民进城买房来给子女更好的教育机会。这其实是把教育融入到了土地财政中，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其民生性。
在城镇化的影响下，许多乡村孩子进入城镇，有些县域学校呈现爆满情况，出现了“城挤村空”的现象。加上人口降低，一些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人数过少，不利于学生的正常培养，需要考虑撤并的问题。
有一些县政府，面临着很大的教育供给压力，通过招商引资引入私立学校。私立学校通过更灵活的资金做好基础设施、激励老师、招收优质生源，让公立学校处于弱势地位。此外，私立学校会导致更高的教育成本，农村家庭需要花更多钱供孩子上学或者到县城陪读，升学焦虑也随之增加。这也侵蚀了县域教育的民生性。
甘肃县城的陪读家长。受访者供图
县中还面临着“超级中学”的威胁。“超级中学”会把优秀的学生和老师都吸走，使教育竞争的烈度变得更高。一方面，“超级中学”里都是优秀的学生，他们彼此间的差距可能不大，就不得不在微小的差距中竞争，学生压力很大。另一方面，优质师生被挖走后，县中仍要完成原有的目标，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，有些学校甚至会采用“末位淘汰制”。如此一来，大家的目标都变得集中，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。
流失了优秀的学生和老师，县中不再具有吸引力，也很难再招到优秀的老师。当地的老百姓也会失去教育信心，进而加速了人口的外迁，房价可能会随之下降。因此，县域教育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。近些年，“县中衰落”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，不少县中考上清北、985或211的学生越来越少。
县中的衰落，会刺激县城有能力的家庭从小学或初中就把孩子送到地市、省城的学校，下面的乡镇学校也会着重培养少数的优秀学生，把他们送到地市、省城的学校。这样的话，会造成小学、初中优秀生源的流失，进而使县中的生源更差，形成“负反馈”，教育竞争和焦虑加剧。
努力和希望
在一线的调研中，我们看到了很多问题，但仍抱有希望。
有一次，我们在广西某个县城调研，在县中附近的小吃街，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吃饭特别匆忙。随口一问，才知道她今年高三了，她的梦想是考上武汉大学。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她吃每顿饭只花20分钟，吃完就跑回学校学习。这个场景让我很感动，县中的很多学生都很努力，他们都在争取这个希望。
老师们也很敬业。有县乡学校的一线老师，常常陪伴学生，用心地关爱他们的成长。湖南隆回县雨山中学的黄华菊老师，就采用“陪伴式教育”，以此减轻学生家庭因素的负面影响。她不仅时刻出现在教室，还会给予学生关心和引导，鼓励他们突破自己。她在，学生就觉得安心。
学校管理者也在努力。广西博白县龙潭镇龙潭二中建立于上世纪90年代，以前是乡镇排名靠后的学校，现在已经变成片区最好的学校之一。有一年，学校要完成城乡教育均衡验收工作，需要粉刷文化墙但没有钱，校长李鹏程就亲自上，他书法很好就负责写字，喜欢画画的师生负责画画。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，师生共同完成了这个文化墙，因为投入了心血，也变得更爱这个学校。
县乡学校中，不乏像黄老师、李校长这样的人，他们让孩子们看到了希望。
如今，县乡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教育？从结果上来讲，就是还能培养出人才，给普通家庭希望的教育。此外，师生能感受到教育带来的欣喜，觉得有成就感。
为了让县乡的孩子们获得更公平的起点，我们需要办好公立学校，通过一些制度性的力量给予支持。
公立教育应该回应公众的需求。例如，有些县乡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，那学校应该做好寄宿制的配套，包括完善硬件设施、建好食堂和配备生活老师等。有些私立学校在生活服务上做得很好，给小学生配生活阿姨，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，吸引了更多家长选择。目前，在基础教育生态里，呈现“公进民退”的趋势。
在《县乡的孩子们》一书中，我们提出了县中、乡校、村小的教育发展模式，这三者构建的县域教育体系，既公平又有效率。此外，我们明确反对小规模学校过度投入、“超级中学”的跨地区招生。更重要的是，县中仍是县乡孩子们的希望和出路，必须办好县中。
对于那些留在县乡的孩子们，我想对他们说，教育不是唯一的出路，但仍是最重要的出路。通过高考，你们或许能去到更大的平台，看到不一样的世界。
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编辑 杨海 校对 刘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