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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科幻作家“分形橙子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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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图/受访者提供
自2018年底开始创作以来，短短四年多，于鲲以“分形橙子”的笔名揽得三次银河奖、四次星云奖、两次冷湖奖和两次光年奖等19个科幻文学奖项，为圈内科幻文学迷所熟知和追捧。
和舞台上的西装革履不同，素日里，他穿着宽松T恤和长裤，背一个画满卡通图案的双肩包，沉醉于脱离互联网工作后的“City Ride”。夜幕星空下，人和车模糊在岔路口交叠的鸣笛声中。
去年的某个夜晚，他骑行至珠江之畔。望着波光粼粼的江面和璀璨耀眼的广州塔，脑海中蹦出几个问号：自古以来，生命之河奔腾不息，历史车轮势不可挡，但是否存在一种可能，即我们所感受的一切均是假象？正如笛卡尔所言，如何判定天空、大地、颜色、声音以及我们的身体，诸如此类的一切是否真实？
珠江边的顿然一悟，在三个月后凝结成近5万字的中篇小说《笛卡尔之妖》。在斩获银河奖之前，这部作品已获得第14届华语科幻星云奖中篇小说奖银奖。
作家“分形橙子”因为喜欢喝橙汁、觉得分形的数学概念很酷，便草草取下了这个笔名；同理，他对科幻文学的喜爱简单又纯粹——
刘慈欣建议我，衣食无忧后再开始创作
羊城晚报：您自称“硬核资深骨灰级幻迷”，最初的“科幻种子”是何时埋下的？
分形橙子：我从八九岁开始接触科幻小说，喜欢读叶永烈、童恩正的小说，他们都是中国科幻的奠基人。当时我的脑海里还没有“科幻”这个词，但这颗种子已经种下。
1999年，我偶然在一家书店看到了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，封面有一艘宇宙飞船。那是当年第五期的《科幻世界》，拿回去一读，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个科幻迷。自那以后，我就有了阅读《科幻世界》的习惯。我买的第二本《科幻世界》里出现了一个新作者，他就是刘慈欣。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“大刘”的出现和崛起。
上大学以后，我惊喜地发现学校里竟然有一个科幻协会。和初高中闷头看书不一样，科幻同好们聚集起来畅聊科幻，展望未来，我们甚至做出了科幻协会第一期刊物《星尘》，印出了四百本。
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尝试着提笔写科幻。然而，浅薄的社会阅历和稚嫩的笔触让我在写作面前败下阵来，我的投稿被退稿。至今我还保留着那封打印的退稿信，编辑老师在信中对我进行了鼓励，但挫败感让我已经无法再次提笔。
大学毕业前夕，我陷入了一种非常苦闷的情绪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我给刘慈欣老师写了一封邮件，请教科幻创作的事情。没想到他居然回复了我，可见“大刘”对科幻迷的关爱。他在信中说，人既要仰望星空，也要脚踩大地。他告诉我，应该先找一份工作，等到衣食无忧后再开始科幻创作。我听取了他的建议，回到沉重的现实，暂别了科幻写作。
羊城晚报：从什么时候开始重新创作？
分形橙子：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，当时我在利比亚出差。在伊斯坦布尔完成工作后，我们原计划是返回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，没想到飞机在班达降落了。班达是利比亚东部的一个小城市，被多个地方势力所割据，路上尽是烧毁的汽车、轮胎，墙上挂着密密麻麻的弹孔。下飞机以后，我和另一个同事的护照、机票都被没收了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让我们在停机坪等消息。
停机坪位于四面透风的山区，我和同事两个人被狂风吹得瑟瑟发抖。就在那饥寒交迫、生命面临巨大威胁的一瞬间，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我的这辈子就这么结束了，那我的遗憾是什么？当时我在想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，答案就是科幻。
万幸的是，我平安回国了。2018年从华为辞职以后，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创作。
四年多的时间里获得19个科幻奖项
羊城晚报：真正动笔写科幻的过程和您的预期有什么不同？
分形橙子：那时的我已经扔下笔十余年了，以前天天写技术建议书、合同、PPT，文笔全丢掉了。科幻写作其实并不容易，和预期的一样，我只能先从练笔开始。
我试着写下每一个故事，把丢失的语感找起来。写到20多万字的时候，我发现文笔慢慢地回来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则科幻征文启事进入了我的视野，征文以我的故乡青海海西州的冷湖镇命名，仿佛让我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满天繁星下的夜晚。于是，我提笔写下关于冷湖的故事，完成了小说《赞神的宫殿》，获得了第二届冷湖科幻文学奖中篇组二等奖。我把第三部短篇小说投给了《科幻世界》，没想到不仅被刊登了，还给我带回了两座银河奖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觉得自己好像能去写科幻小说，写的篇幅也越来越长，慢慢地走上了科幻创作道路。从发表第一部作品到现在，在4年多的时间里，我获得了19个科幻文学奖项。
我现在还保持着早晚写作的习惯，每天6点准时起床，在家写作到9点，要求自己最少写2000字。夜晚下班后，不管多晚，我都会逼自己写满1000字。天道酬勤，保持写作的思维和压力，才能不断前进。
羊城晚报：韩松曾经评价您的作品具有“工程师思维”，您认同这个观点吗？
分形橙子：我认为这是对我的一种很高的评价。韩松曾经是一名记者，他擅长刻画人性的细微之处，通过虚构的故事反映现实社会种种，他的剑走偏锋是很多理工科出身的作家难以做到的。但与其它任何一种文学体裁无异，科幻文学作品的好坏并不以作者的专业背景进行区分，但对作家的推理能力、科学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我的写作风格和刘慈欣、王晋康等“理工男”更相近，注重对科学理论的演绎和推翻，进而构建一套全新的世界观。
出于对科学的热爱，我上大学时选择了通信工程专业，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工程师。但我从不认为自己是“被华为耽误了的科幻作家”，每段人生经历都是一次沉积。正是我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以及过往的海外生活经历，为科幻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。
羊城晚报：从工程师到科幻作家，科幻文学对您的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？
分形橙子：科幻文学与其它文学类型相比，其独特之处在于宏大的时空观。作家在创作科幻故事时，可以畅想亿万年前或亿万年后的世界，想象和地球完全不同的异世界。每当我全身心地创作一个故事时，宛如经历着一场特别宏伟、梦幻的旅行。当我心情烦躁的时候，想想宇宙是多么广袤无际，而我们就像是渺小的灰尘，顿时心胸豁达。
正在着手写一个关于三星堆的科幻故事
羊城晚报：您的不少作品都在探讨人工智能、基因工程和脑科学等热门科技话题，是否尝试通过作品引导读者思考科技发展背后的哲学问题？
分形橙子：我在《笛卡尔之妖》的序言里引用了乔斯坦·贾徳的一句话：“如果我们的头脑非常简单，简单到我们可以理解它，那么，我们就会变得非常愚笨，愚笨到无法理解我们的头脑。”
在这个故事里，人工智能通过操纵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类意识，让一切变得真伪难辨，借此表达对人类命运的思考。直到最后，横亘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被改写，关于战争的一切记忆被抹除，故事的结局生发于我作为科幻作家最美好的想象。
我在结尾处保留了主人公艾伦的自白，他是唯一没有被人工智能消除记忆的人类，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，就像是电影《盗梦空间》结尾转动不停的陀螺，把答案交由读者自己去想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笛卡尔之妖”和“庄周梦蝶”存在共通之处，让我们不断反思存在和感知的本质。技术本身是无罪的，我一直持有这种观点。但是技术一旦被滥用，人类的精神文明一旦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，将会带来无限的隐患。
羊城晚报：随着2015年刘慈欣获得“雨果奖”、2019年初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热映以来，有不少人认为“科幻文学热”到来了。对此您是怎么看的？
分形橙子：科幻文学又“火”了起来，但事实上，作品产量并没有因为大众关注度的提高而显著提升，质量仍参差不齐。这种“冰火两重天”的现象背后存在很多原因，首先是历史因素：科幻文学界存在一定时期的青黄不接，上世纪90年代以前，主流科幻作家主要以叶永烈、童正恩、王晋康等人为代表，但他们的产量在后期明显减少，科幻文学发展比较缓慢。
直到21世纪初，以刘慈欣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异军突起，科幻文学迎来了爆发期，特别是“流浪地球”等由科幻小说改编的影视大获成功，让科幻文学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前中国的全职科幻作家屈指可数，很少科幻作家能够靠职业写作维持生计。
羊城晚报：近年来，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幻文学创作队伍不断壮大，对于大湾区的科幻写作发展，您有哪些体会？
分形橙子：粤港澳大湾区在科幻文学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，既有文化底蕴深厚的一面，比如广州；又有青春活力满溢的一面，比如深圳。如同深圳在短短数十年从渔村到鹏城的发展史，这座城市自带科幻色彩，华为、腾讯和大疆等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也为科幻文学的发展注入动力。但在以往的科幻版图上，粤港澳大湾区并不突出，这次雨果奖花落深圳，是一个标志性事件，意味着大湾区科幻文学经过多年的孕育，开始崛起。
人们开始注意到，其实大湾区本身也有一些一直在默默耕耘的科幻作者，比如陈楸帆、王诺诺和谭钢。他们都是湾区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，不少作品取材于广州和深圳，对于科技的内涵也有较深入的认知。就像刘慈欣说的，“未来像盛夏的大雨一样扑面而来”，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新生代作者会把影响到我们工作生活的新技术，更多地融入科幻文学的创作之中。
羊城晚报：对于未来的写作您有何计划？
分形橙子：我正着手写一个关于三星堆的故事，试图把三星堆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远古历史相结合。此外还将推出《笛卡尔之妖》的续集，我在第一部中构建了极其庞大的世界观，序幕已然拉开，人类能否摆脱人工智能的束缚认清历史和现实，这是我想继续探索的方向。我和编辑交流过这个想法，他也鼓励我继续写下去，可能还会联动其他作者共同创作，相信不久以后读者就能看到后续的故事了。